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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18日公布了2020年中國經濟“成績單”。2020年全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015986億元,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2.3%。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相較2010年的水平,翻了逾一番。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6.5%。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77754億元,比上年增長3.0%;第二產業增加值384255億元,增長2.6%;第三產業增加值553977億元,增長2.1%。
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國家統計局表示,中國國民經濟穩定恢復,主要目標完成好于預期。
在18日舉行的中新社國是論壇“中國經濟形勢分析會”上,與會專家從消費、出口、投資、財稅、房地產、鄉村振興等方面對2021年經濟形勢進行研判。
2020年中國經濟呈現四大特點
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在會上表示,2020年中國經濟從不利開局到超預期收官,呈現出四大特點。
第一,實現超預期增長,全年GDP增速達2.3%。從數據來看,一季度負6.8%,之后各季度是3.2%、4.9%、6.5%,全年2.3%。2020年全世界都面臨著同一個環境,中國人的“巧干”加“實干”取得了今天來之不易的成績,這從全球來看也非常突出,在主要經濟體里是唯一能夠實現正增長的。
第二,消費、投資、外貿雖有波動,但仍然實現平衡增長。2020年全年數據比上年下降3.9%,這是多年來唯一一次消費呈現下降的態勢,這確實是非常特殊的。1月到10月民間投資開始逐步轉正,這是非常突出的新態勢。出口呈現了超預期狀況。我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里唯一貨物貿易正增長的經濟體。
“三大需求里面有漲有跌,整體帶動了經濟發展取得良好態勢。”宗良表示。
第三,新經濟、數字經濟發展值得關注。在高技術制造業中,醫療制造、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投資分別增長28.4%、22.4%,高技術服務產品中電子商務服務業、信息服務業投資分別增長20.2%、15.2%,凡是涉及特殊產業的增速都超過10%,達到相當高速的增長,說明我國經濟呈現出形態上的一種變化。
第四,RCEP簽署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是兩個非常突出的成績,可以說這是國際社會對多邊機制的一個廣泛認可。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就是東盟,第二大貿易伙伴就是歐盟,和他們加強合作是一種多贏。另外,中美貿易也達到8.8%的增速,期待新時期能夠更好地在全球分享合作。
宗良認為,2021年,預計消費有望迎來較快速的增長,甚至可以達到10%左右的增長,出口可能會受一點影響,但是仍然會保持好態勢,投資也有可能達到6.5%左右的增長。
此外,需求側管理的實施會使整個需求的開發進入全新時期,或將使需求成為推動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有可能達到8%左右相對較高的速度,當然這里面還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財政擴張是“雪中送炭”
2020年的經濟表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因素,其中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原副院長白景明表示,“十三五”期間全國累計減稅降費7.6萬億元,去年減稅降費超過2.5萬億元,占比超過三成,是“十三五”期間減稅降費力度最強的一年。減稅降費規模占GDP的比重,2020年約為2.5%,力度很大,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這么高。
白景明指出,去年,市場主體困難,特別是小微企業面臨現金流的麻煩。減稅降費,讓利給市場主體,增加了它們的現金流。同時,也刺激了消費。
從支出角度看,去年的財政刺激政策力度也很大。白景明表示,2020年,財政赤字3.76萬億元。GDP規模(1015986億元)公布后,可以計算出去年的赤字率為3.7%,與預期吻合。
“3.7%的赤字率,既保證了對經濟的合理刺激,又規避了過高風險。”白景明說。
白景明指出,除了3.76萬億元赤字,去年中國還發行3.75萬億元專項債,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三者合計占GDP的比重約為8%。如果再把2.5萬億元的減稅降費計算在內,占GDP的比重接近11%。“財政擴張,對穩投資、穩消費、穩就業都是雪中送炭。”
白景明認為,去年國家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力度大,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其中,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上述赤字、減稅降費等數據,更關鍵的還在于它迅速出臺、及時落實,政策的時效性強。應對疫情沖擊,西方國家實施貨幣寬松等刺激政策。但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西方國家的落實都沒有中國快,中國政策的時效性很強,錢立刻就能放出來。減稅降費方面,去年中國先后出臺7批28項稅費優惠政策,迅速釋放政策紅利,增強了企業發展后勁。
白景明也提醒,經濟恢復的基礎還不牢固,還要強弱項、補短板,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積極的財政政策要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
今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大機遇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表示,2021年中國經濟面臨兩方面挑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疫情??紤]到疫情走勢出現了不確定性,特別是歐美國家還深陷其中,所以2021年經濟復蘇的程度是超過預期、等于預期,還是低于預期,還不可知,2021年對中國來講形勢仍非常嚴峻。
第二個不確定性是除疫情以外的風險。從國際角度來說,為應對疫情,各國在2020年出臺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于那些本就債臺高筑的國家而言,可以說是不堪重負的。如果今年再出臺進一步的刺激政策,應該說壓力非常大,但是不出臺又可能會出現經濟復蘇較慢甚至是低于預期的可能,所以這是一個兩難選擇。對于這些國家來說,信用風險會進一步上升。
從市場的角度來說,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也會擾動全球貿易流和供應鏈。國內角度,現在很多農產品價格處于高位,都是去年二季度、三季度自然災害的影響,而2021年自然災害也可能會存在,它必然也會對農產品帶來市場供應和價格方面的波動。
但是,在看到問題的同時,趙萍認為,也要看到今年還有三大機遇。
第一,由于科學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經濟基本面已經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發展趨勢良好,特別是國內復工復產的有序推進,使得產業鏈供應鏈保持了穩定,給國內擴大內需和增強出口供給能力和進口需求能力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
第二,從企業層面來說,企業的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特別是企業的信心指數不斷走強。未來國內企業和外貿企業發展的動力將會進一步增強。
第三,從政府改革開放的政策來說,未來也面臨很多機遇。2020年RCEP成功簽署,如果實施到位,自貿區對穩定中國對外貿易的作用將會進一步提升。根據自貿協定未來的工作要求,“十四五”期間中國還會進一步拓展自由貿易區的網絡格局,對現有的自貿協定進行升級談判,這會使對外貿易的環境進一步優化。
趙萍表示,從新發展格局角度來說,未來需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立足內需,持續擴大國內市場規模。
第二,要以開放的心態來對待內循環和外循環,因為這兩個循環都是開放的循環。
第三,要打通雙循環之間連接的堵點,在國內市場打通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的堵點,在國際市場要進一步去拓寬國際市場的空間的格局,進一步打造中國的朋友圈,這就需要在關鍵點上發力。
趙萍認為,對內有幾個方面需要關注。
一方面,要完善守正創新的發展環境,進一步明確創新的底線是什么,為領軍企業、平臺企業、中小企業和金融創新企業的創新活動明確邊界。
另一方面,擴大消費要堅持系統性的理念。要以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導向。通過提高收入來實現共同富裕。
此外,要進一步統籌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在貨物貿易方面,對內和對外要實現標準的國際化。在投資方面,外商投資鼓勵目錄當中相關政策也要一視同仁給予國內企業,這樣才能夠在投資方面使內外資企業齊心合力,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回穩。
趙萍認為,對外一是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世貿組織的改革提出中國方案;二是“一帶一路”建設在已有的“五通”基礎上,未來要構建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合作體系,拓展第三方市場;三是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貿區的網絡。升級已有的自貿協定。
2020年房地產業取得超預期發展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表示,2020年房地產業克服了疫情的影響,取得超預期發展,對經濟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從統計數據上能看到,房地產開發投資活動2020年同比增長7%,雖然比2019年增速放緩,但是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9%,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增長0.9%,制造業投資下降2.2%,房地產開發投資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很大。
開發企業土地購置支出在增加,房地產景氣指數也在持續向上恢復,現在處在一個比較好的水平。
同時,從價格的角度,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還是租賃市場,房地產價格增速都符合市場調控的預期目標。
劉洪玉認為,之所以房地產市場能取得這樣的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房地產行業政策持續保持穩定。即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給市場釋放這樣一個明確信號,就是要堅持“房住不炒”定位,積極落實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長效機制,不斷完善調控的工具箱。
尤其是非常旗幟鮮明地指出,不把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在政策上保持了定力,促進了宏觀經濟穩定。假如往另外一種方向發展,可能會出現新的更嚴重問題。
不過,從土地市場來看,去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創新高,地價上漲的速度快于房價上漲的速度。這也表明,土地供應市場上好的地塊還是相對短缺。(地價上漲速度快于房價)這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現象,可能會帶動未來房價上漲預期。
2021年房地產業基本形成行業發展共識,就是要面向高質量的轉型發展,同時在發展過程當中要持續為宏觀經濟的穩定發揮作用。
首先,房地產將從過去增量為主的市場向存量市場發生轉變,包括老舊小區改造在內的城市更新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向。過去行業較多關注打造空間的產品,現在要轉向完善空間的服務。過去,更多是在住宅小區的范疇內討論服務,未來商業房地產還有更多的、更廣泛的空間。
其次,房地產市場不再是到處都有機會了,必須要尋找結構性機會。比如說從空間的角度來講,核心城市、城市圈、城市群會有發展的機會。另外,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家庭結構的變化,仍有大量來自改善性需求、養老、年輕人租賃住房需求等相關的機會。
第三,科技的應用。綠色、低碳、健康、智慧智能的空間和空間的服務,將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它可以提升產品的質量,也能夠有效降低服務的成本,提升服務的效率。
最后,關于房地產政策,2021年,已有政策框架將持續保持穩定,重點還是要完善已經有的制度,比如說住房保障體系完善,租購并舉住房制度,租賃市場補短板等。
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司偉表示,在過去的一年,我國第一產業增長了3.0%,而整個國家的GDP增長了2.3%,農業在這個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司偉指出,脫貧攻堅完成后,接下來就是鄉村振興,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如何有效銜接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其中的焦點的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銜接的時間需要多長,現在已經明確設立了5年的過渡期;二是應該投入多少,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加強扶貧資產的管理和監督問題。
司偉表示,在我國關于鄉村振興的任務中,產業振興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對農業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如何把這些資金轉變為資產,再進一步轉變為產業,是未來實現鄉村振興、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問題。這一課題需要各地進行先行先試的嘗試和探索,進而向各地推廣。
此外,司偉認為,扶貧資產管理的很多方面亟需規范和厘清。比如,資金形成資產之后的股東是誰,是村莊集體還是區域內的戶?還是鄉鎮?資產管理公司是否需要承擔稅費?由于扶貧資產的管理有很強的區域性,而一個地區的產業是相對單一的,扶貧資產的風險問題也需要關注;扶貧資產收益的分配機制如何改進,尤其是貧困戶對這些資產該如何使用?還有一個扶貧資產管理經費的問題,目前很多地方劃撥用于資產管理的錢遠遠不夠后期對資產的監督、審查包括一系列管理的費用;還有扶貧資產管理中人才隊伍問題,對一個縣和區域來說,行政部門較難對資產進行科學管理。
扶貧資產管理規范性的問題,包括風險調控、收益分配、經費、人才等,都是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過程中非常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這些問題解決好了,才能把資金變成資產,形成產業,給產業振興提供有力支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北京師范大學扶貧研究院院長張琦表示,2020年脫貧攻堅抓住了幾個非常重要的點:
在就業方面,扶貧車間、創業致富帶頭人、公益性崗位以及創業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因此,疫情雖然一度對就業帶來了很大影響,但是通過政策、制度的推動,就業圓滿完成了任務。
在消費扶貧,2019年以來中國消費扶貧效果非常顯著,從2019年初至2020年10月底,累計直接采購或幫助銷售貧困地區特色農產品近5000億元,在此基礎上,農民收入得到很大提升,并且超過了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未來消費扶貧還將繼續發揮作用。
在易地扶貧搬遷方面,到2020年底易地扶貧搬遷已經全部完成,通過一些調查發現,后續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的就業、子女就學改善率達到99%,醫療條件改善也達到99%點多,“兩不愁三保障”的實現率基本達到100%,民眾的滿意度也達到100%。
在危房改造方面,“兩不愁三保障”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住房保障,國家已經安排了大量資金用于建檔立卡貧困戶、貧困“邊緣戶”等家庭住房安全。
此外,2020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國家對52個貧困縣實行掛牌督戰,通過掛牌督戰最終實現了脫貧整體的目標,攻下“最難啃的硬骨頭”,截至2020年11月,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退出。
2020年還有一個重點工作就是普查,對所有要退出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進行摸底和普查,這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繁重的工作。
2020年后雖然絕對貧困將被消除,但是相對貧困將依然存在,反貧困的主戰場依然在農村。鄉村振興戰略將在實現脫貧摘帽基礎上,按照鄉村全面振興、城鄉實現融合發展的要求,繼續提升農村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質量,鞏固已有脫貧成果,推動農村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全方位發展。
張琦認為,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重點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首先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保持政策穩定;
其次,建立防止返貧的監測和幫扶機制,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要建成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三是做好“兩不愁三保障”,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使脫貧攻堅成果具有可持續性。
第四,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后續工作。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易地扶貧搬遷是否成功關鍵在于后續,后續的扶持,就業、生活都需要做好。
第五,產業發展是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的重要途徑,是脫貧致富的根本。要做好扶貧資產,扶貧縣的資產管理,后續使它保值增值。
第六,財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政策和制度的有效銜接,是穩步拓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非常重要的內容,比如財政政策要基本穩定,以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啟動鄉村振興提供非常重要的資金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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